“今天仲裁开庭了，新工作也给我发 offer 了。” 去年 11 月初的一天，朋友小予对我说。

回想起她的这一年，坎坷丛生，殊为不易。生活把困难排列组合，精准投递给了她的 2021 年，好在，她没有屈服于命运，一次次选择了迎难之上。

以下是她的自述。

1

2021 年 1 月 12 日，母亲打来电话，告诉我她得了胃癌。当时，我因刚过去的研究生考试，已辞职 4 个多月。

此前我在教培行业做了 3 年多的幼儿英语教师，每日重复着机械化标准动作，感觉不到任何能力上的精进，因而决定考研提升普通二本学历，换个 “赛道”。可从考场出来后，我便知这次又没戏，着手找非教培行业的工作。

对于母亲的话，我第一反应是 “不信”。2 年前，我从成都来上海时，她曾寻死觅活地阻拦，之后，总是找些五花八门的理由骗我回去：父亲预感自己命不久矣，想见我最后一面；家里快要拆了，要我回去完成房屋过户；她的养父、我名义上的外公病重，要我回成都，陪她去河南给老人送终…… 这些后来都被证实是她骗我回家的把戏。所以我来上海后，没回过一次家。

“你已经确诊了吗？做过化验了吗？” 我问她。

“做过了，就是的。”

“你让邻居把你的确诊结果拍个照发给我。” 我对于不会使用智能机的母亲说。

20 多分钟后，母亲的确诊结果发了过来。我看着报告上的 “考虑肿瘤占位性病变（进展期胃癌），伴大网膜（胃结肠韧带部分）转移” 字样，还没来得及消化诊断意见的具体含义，父亲的电话就打了进来：“你妈的事情你知道了吧？你啥时候回来？”

“你是说她得癌的事吗？”

“你怎么可以在电话里说家里的事情？” 他的音量陡然拔高，“现在所有人都知道她得病了。这个电话是被监听的，你不知道吗？”

父亲的被害妄想症还是一如既往，不想跟他拉扯，我敷衍道：“我已经在看机票了。”

“赶紧回来，你不回来都没人给她收尸！我也不知道能活几天，说不定我会死在她前头！”

“收什么尸？” 我质问他，“她治都没治，你就知道她治不好了？马上就要死了？”

“得了癌症不就是要死了？” 他的语气冷漠而坚决，“有什么好治的？癌症都是治不好的！医院为了骗钱，所以告诉你能治……”

我愤怒地挂断电话，泪水夺眶而出。

我的父母并非因为爱情而结合。父亲在 4 岁那年目睹我奶奶因精神病发作跳河自杀后，孤僻而冷漠地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期，成年后表现出了跟奶奶相似的症状 —— 被害妄想症，胡言乱语，活到 40 多岁，也没有一个寻常人家的女儿愿意嫁给他。母亲幼失怙恃，靠着邻居的收养勉强长大，成年后跟着养父的哥哥（我叫大爷爷）来到成都谋生。30 多岁被辞退后，她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，作为一个没文化、没工作、患过精神疾病的外来人员，选择了我父亲。

1992 年，他们为了 “应该结婚” 去领了证，婚后 1 年有了我，而后就分居了。我和母亲住在大爷爷单位分的福利房里，父亲则独居在 6 公里外的回迁房里。除了家人，父亲不跟任何人来往，没有一个朋友。他觉得所有人都要害他，数十年如一日蛰居。

我明白，父亲无法依靠，我必须回到母亲的身边，为她搏得一线生机。

2

我帮母亲预约了次日的专家门诊，告诉她，带着手机去，我来与医生电话沟通。

一夜无眠，我在网上疯狂检索信息，企图弄明白那些与母亲病症相关的信息。可越看越绝望，大多人都是带病生存，死神的召唤有早有晚，长的可以生存数年，短的则只有几个月。

“她会 1 个月就死吗？” 我极度恐惧。

4 年多前，我目睹了大学好友小丽的离去，从确诊肝癌到去世，仅仅 30 多天。她走后，我追悔莫及 —— 她早就对我说过身体不适，但当时我忙着准备考研，没太在意，也没有陪她去医院看看。

愧疚感折磨着我，我害怕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母亲的身上。好不容易捱到天亮，我焦急地催促母亲出门，迫切想知道医生的诊断意见。到了约定的看病时间，我却没接到母亲的电话，担心她有什么意外，我赶紧打电话去问。

电话那头，她神秘兮兮地说：“我还没去医院，我在做比看病更重要的事情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 我问她。

“你爸说不能在电话里说这些，会被别人听到。”

“到底是什么事情？你有什么值得别人监听你的？” 我的耐心告罄，语气焦躁。

“我在银行取钱，我存了 30 万在银行里呢！我这辈子的存款加上你大爷爷的遗产都在存折里。”

“你今天只是去门诊复诊一下，不是去住院，还不需要交这么多钱，你快去医院，你快过号了。”

“哎呀！不是因为这个…… 你爸说把钱放在银行里不安全，我死了钱就被银行吞了，取出来放家里才是最安全的。我要是死了你也可以马上就拿到钱。” 她总对自己的丈夫唯命是从，活了 60 多岁，心智还不如 20 多岁的人成熟。

“你提着这么多钱在路上出了意外怎么办？” 我尽可能耐心劝导，“你先去医院看病，我需要先知道你的病情情况，其余的后面再说，钱的事等我回来之后再决定。”

好说歹说，我把她劝去了医院。医生的诊断结果给了我一线希望：“你妈这个病得赶紧住院，后续治疗方案要检查后才能定。手术大概率是要做的，没有扩散的话，一般来说情况还是不错的。”

能做手术，就代表尚有挽回空间。母亲也很开心：“我只要再活个十几二十年就可以了。”

1 月 16 日，我匆匆回到成都。

我家里是 70 年代末的老房子，墙体斑驳，地砖开裂。屋子一如既往的脏，没有任何打扫痕迹，40 多平的空间里遍布着大大小小的垃圾和废品。我曾把垃圾扔出去过，换来的是母亲变本加厉捡回更多她觉得有用的东西，并伴随着无休无止的吵闹。当初我就是为了逃离这样的环境，选择去上海。现在我又回到这里，除了母亲患病，一切没有任何改变 —— 住在这样的环境里，怎么可能健康呢？

父亲也赶过来了，一听说我要送母亲去做手术，他暴跳如雷，冲着我们吼：“你还要做手术？你心里一点数都没有！好多人都是竖着进去，横着出来！到最后钱花完了，人也没了！癌症能够治得好？我看你们两个脑子都坏了！”

“手术不晓得要花好多钱，我们本身就没有钱，到时候你的丧葬费都没有！火化的钱都交不起！”

“世界上怎么会有你们这样愚蠢的人，由着别人骗！我这辈子碰上你们这两个蠢人，算是完了！”

……

他歇斯底里地输出着不满情绪，喋喋不休地吵了 1 个多小时，车轱辘话来回说。我本不打算与他针锋相对，因为按照以往的经验来说，越是理他，他越来劲。可当听到他指着母亲说 “你得了癌症就是应该的，这是逃不脱的，就应该在家等死” 时，我还是怒不可遏，冲着他喊：“滚回你家去！你不就是怕花了你的钱吗？不要你的钱，她要是死了丧葬费我来出！”

“这可是你说的！你们要去看病我拦不住！但我是不去照顾她的，我也不会出一分钱！”

看着他摔门而去的背影，我如坠冰窖。

2009 年，大爷爷临终时，特意单独叮嘱我，“以后要好好打算”，说我的父母会合起伙来欺负我。回想起几天前父亲让母亲去银行取钱，凉意浇透我的脊背。此时此刻，我分不清楚，他究竟是病入膏肓，认为全世界都要害他？还是过分精明，要赶在人死之前把钱骗出来？

3

1 月 18 日，迎着透骨的寒风，我带着母亲住进医院。

我忙前忙后帮她办理了住院手续，整个上午，一张又一张的缴费单不断地来。等到一切收拾妥当，我坐下陪护母亲时，才发现病房里的陪护几乎都是老人。

邻床的老奶奶看到我后惊奇地问：“你这小姑娘才多大？怎么不叫家里大人来陪护？” 较为幼态的长相，总是会给我带来类似的困扰，仿佛暗示着我不可信。为了显得更有底气，我故意把年龄说大了 3 岁，答道：“我都快 30 了。” 老太太继续追问：“那你爸呢？怎么不来？” 我只好应道：“他病得也很严重，照顾不了人。” 她感叹着 “真是不容易”，岔开了话题。

夜晚的病房回荡着断断续续的哀嚎声，旁边的一个老爷爷，已经患尿毒症 19 年，又确诊了胃癌。他整个人塌陷在床上，不由自主地发出呻吟，仿佛被疼痛摄魂夺魄。我似乎看到生机正在从他身上消散，恐惧山呼海啸般袭来。

母亲的生父在 30 多岁时死于胃癌，现在母亲也患了胃癌，当我在网上看到 “胃印戒细胞癌具有遗传性，一般是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” 时，仿佛也看到自己的未来。巨大的焦虑牵引着我，胃出现持续性撕裂般的疼痛。我用残存的理智一遍遍告诉自己，不能倒下，要帮我妈治病，我要是倒了，她就真的没有任何活路了。

生活没有给我缓冲的机会，3 天后，住院医生给出了与门诊医生截然相反的判断，他认为母亲的情况不太乐观：“你妈妈的肿瘤较大，如果手术的话很有可能切不干净，还有可能扩散，我建议先化疗，然后看化疗效果再做后续治疗。”

“那她能治好吗？”

“实话实说，你妈妈的情况不太好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。” 医生单刀直入，“她已经是晚期了，并且得的是胃癌中最难治的一种，我们综合评估是不建议手术。化疗的话应该有个一年半载，不化疗的话可能就剩几个月了。”

我不甘心，拿着母亲的检查结果跑遍了成都的大医院，他们大多给出了与住院医生一样的建议。

我花了几个小时说服自己接受这个结果，无望的现实摆在眼前，只能面对。

我编了一套说辞骗母亲：“你的肿瘤可以先不用手术，化疗就可以了，那样你的痛苦也小一些。” 好在她头脑简单，对他人的言语从不怀疑。当她听到整个化疗疗程只要几万元时，甚至欣慰地说：“太好了，我还怕 30 万不够做手术。”

1 月 24 日，母亲转入了肿瘤科，开始了化疗疗程。

听说不用手术，母亲整个人如蒙大赦，任性起来。她的肿瘤太大，堵住了胃食管，医生千叮咛万嘱咐只能吃流食，粗糙的食物可能会导致食道出血，但她置若罔闻，大口大口地咀嚼着馒头，我去抓她手中的馒头，她左右躲避，嘴里念叨着：“我还没病得要死呢，你就不让我吃东西了！”

我企图同她讲道理：“不是不让你吃，是你现在只能吃流食，你的血管要是破裂了，那才是真有可能要死！”

“我就要吃这个！” 她不管不顾地嚷起来，“喝稀饭根本不顶饿！我起码还能再活 20 年，你别咒我！”

我只得把馒头掰成小块儿，盯着她把每一块儿嚼满几十下再咽下去。让她糊涂着相信比清醒着痛苦要好。

1 月 28 日，她结束了第一疗程的化疗出院，下一次的化疗是在 20 天后。

4

治疗的空档，我赶紧打开招聘网站，投递简历。2000 公里的跨省搬家费用，匆忙赶回时的高价机票，5 个多月的脱产生活，使我的积蓄见底，再加上前公司拖欠了我 3 万多元工资未发，我已债台高筑，欠了借呗 1 万多元。

我必须快速找到工作，不然生活会坠向更深的深渊。想要保证一定会被录用、能够快速上手、工资比较可观，再次进入教培行业，成了我唯一的选择。

很快，我顺利通过 5 家教育机构的面试，对比完综合实力，我选择入职 “新时优”—— 这家专注于 6 到 18 岁孩子 1 对 1 课外辅导的机构，已经在成都开了 16 个校区，天眼查上这家公司风险信息很少，各平台上也没有与家长的纠纷信息。

最打动我的，是这家公司的坦诚。HR 明确告诉我：“虽然我们的底薪只有 2500 元，但算上课时费，平均月收入 6000 以上是没问题的，7、8 月高峰期的话，月入过万也很轻松。而且我们这里是 1 对 1 辅导，你不用上大课，课后没有任何服务，不需要群内打卡，也不需要检查语音作业，你下了班我们基本不会打扰你。”

完全属于自己的下班时间，的确方便我照顾母亲，于是，2 月 3 日，我入职了这家公司。

对于我来说，时间不再以周或者日为单位进行计量，而是被拆分为一个个化疗周期。日历表上填满了每次化疗开始前的准备事项，我需要紧锣密鼓地周旋在医院、家与公司之间。唯一放松的方式，就是通勤时看会儿小说和电视剧。

母亲的化疗效果不错，肿瘤的体积逐渐变小，各项指标也趋于正常。但化疗也有副作用，母亲的头发大把脱落，恶心呕吐，食不下咽，进行到后期时，她有些负气地说：“太难受了，我不做了，我病得不重，我不需要做这么多次化疗！”

我半哄半骗地说：“我们都做完 4 次化疗了，再有 2 次就结束了，你现在不做就是前功尽弃了，你再坚持坚持，我陪你嘛！”

疾病使人变得脆弱，癌症把人折磨得形神枯槁，面对母亲，我时常需要拿出面对小朋友的耐心，鼓励她坚持。我也并非意志坚如磐石之人，我在坚定、恐惧、失望、希望、迷茫之间挣扎，波折着前进。

这些情绪我只能自己消化，父亲 “说话算话”，鲜有问候，甚少登门，绝不出钱。大爷爷去世后，母亲在成都没了任何亲故，父亲也早就主动断绝了跟外界的联系。我家就是一个孤岛，死生问题面前，我无法从任何长辈那里习得一点处理经验。

7 月 2 日，母亲的化疗即将进入最后一个疗程，教培机构也迎来暑假高峰期，每天平均 14 个小时的工作时长使我分身乏术，无法请假陪母亲去医院，只好打电话请父亲来家里带母亲去化疗。

他在清晨 6 点多登门，看着床上熟睡的我，又骂骂咧咧起来：“都几点了还不起来？一天到晚就知道睡觉！我看你也活不久了，一点年轻人的活力都没有！”

前一夜晚上凌晨到家的我忍不住回怼：“我一天要上十四五个小时的班！哪像你一样有福气，天天坐在家里吃！我但凡请得了假都不会找你！你每天除了咒这个咒那个，你还会什么？”

“那是你自找的！” 他恶狠狠地说，“我当时说了不要治，你非要给她治，我说了吃中药，你非要给她化疗！现在自己搞不来了，又来磨我！”

“吃中药不需要去医院吗？天上掉吗？” 长久积压的压力令我终于爆发，我从床上爬起来，把他逼到墙角，“你今天不把她送到医院去，那我们就一起死好了！反正这日子也没盼头了！”

5

就在我带着 “月入过万” 的希冀坚持每天工作 14 小时时，教培行业迎来巨变。

7 月 23 日，朋友圈流转着一张红头文件截图，是后来大家都知道的 “双减” 政策文件。看过之后，我问同事沈亦宁：“我们要失业了吗？”。

她答：“不知道。”

1 天后，这份文件正式落地，一切规定都成了事实。为了稳定军心，大老板开了一个线上会议，公司 300 多名教职工全员接入。

大老板开门见山：“最近我们行业有了一些震动，外面风言风语很多，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，这些捕风捉影的解读都是假的。我问过教育局的熟人了，这次的政策只是例行调整而已……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，教育是一个国家的未来，国家可能会打击教育吗？不可能的呀……”

可事情的发展方向与老板的承诺完全相悖。7 月 30 日，本是发放 6 月薪资的日子，可直到下午 5 点多，工资卡都没有任何动静。我赶紧联系主管，得到的回复是 “耐心等待”。

晚上 9 点多，我接到了分校区校长的电话，对方 “满是遗憾” 地通知我：“公司的资金被监管了，流水不够，暂时只能发放半薪给你，剩下的部分将在 8 月份补齐。”

我立刻按下录音键，表明态度：“我不同意，我不接受，我要求发放全薪。”

校长苦口婆心地说：“不是不发给你，只是延迟发送，大概半个月，现在是特殊时期，希望你能理解公司的难处，跟公司共克时艰。”

我回道：“校长，我理解公司的难处，但我希望您也要理解我的难处啊。我妈妈得了癌症在化疗，爸爸吃低保，家里就指望我一个人挣钱呢。我拿不到工资我妈就要断药了啊，我的工资就是我妈的活路啊。”

他答应为我特事特办，“特殊申请” 经费发放，并嘱咐我不要告诉任何人。2 天后，我分 2 次收到了 9000 多元工资。我问了问同事，无一例外，他们全部只收到了半薪。

眼看公司的资金链断裂，我开始盘算着跳槽的事情，联系在互联网大厂就职的朋友，朋友答应帮我内推她公司的在线教育部门。背靠大树好乘凉，至少资金充裕，不会出现发不出工资的情况，这是我当时的想法。

可比内推结果来得更早的，是朋友公司的裁员消息 ——8 月 5 日，朋友公司裁掉了在线教育部门。覆巢之下，焉有完卵？我想，熬过 8 月，挣完最后一波红利，等到金九银十招聘季就跑路吧。

与行将就木的行业氛围形成鲜明对比的，是公司大群里热火朝天的 “战报”：张 X 开单，客户充值 2 万，李 X 续费，客户充值 5 万。新时优对外一直推行的是 “多买多省”“量大从优” 式的团购卖课模式。临近新学年，许多家长会直接交满 1 学年的学费，不少人更是一口气团购了 1 学年的多个学科，一次性缴纳几万是再正常不过的事。

看着几十万的日进账流水，我也曾侥幸：也许正如老板所说，他在教育局有人，他会是那个大浪淘尽后的幸运儿。

可事实证明我的想法过于天真。8 月 31 日，公司故技重施，我又只收到了半薪，甚至直接略过了事先沟通环节。我赶紧打电话去问校长，校长场面话讲得漂亮，但核心意思无外乎没钱，工资发不出来。我坚持讨要自己的工资，他被我纠缠得不耐烦：“又不是不发，只是让你等一下啊，熬过这段时间，你剩下的工资一定在 9 月发给你。”

我火冒三丈，质问他：“我等得起，我妈等得起吗？她的命等得起吗？”

这次他没有松口，说：“我知道你家的情况，我也帮你争取了，但总部没有拨款，我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。”

“那我只能跟家长逐个打电话说新时优要倒闭了，让他们赶紧退费。” 我按捺住恐慌，假装从容，威胁他说，“到底是把我这几千元工资发了，还是损失已经到手的几十万？你们自己权衡吧。”

当天晚上 11 点多，新时优通过私人支付宝账户向我转账了余下的一半工资。

6

9 月 1 日，我向公司提交了全职转兼职申请，在此之前，已经有许多老师这么做了。这是我能看到的降低损失的最好办法 —— 我不能完全辞职，8 月份工资要到 9 月底才能发，在此之前，我必须牢牢掌握家长的联系方式，当作日后讨薪的筹码。如果我辞职，新时优大可以反咬一口说我因心生不满，蓄意抹黑公司。兼职也可以保证我在找新工作的期间收入不断，虽然工资也要等到次月月底统一发放。

惊雷乍现在 9 月 16 日，当晚 9 点多，新时优通过公众号向外发布了一封致歉信，言辞诚恳，行事强硬。公开信的开头，老板回顾了自己的创业初衷，“热爱教育”“尊重孩子”“渴望点亮家庭”。

信的中间部分，他阐述了自己的困境，“2021 年初在基本确定了千万级融资的前提下，同时启动了四个新校区的建设和总部扩建，启动后遭遇了政策收紧，融资便一直搁置。但我由于认知有误，公司仍在 6 月完成了新校区扩建和总部扩建，前后投入资金超 1000 万。为了填补资金缺口，我开始借钱支付员工工资，维持工资运转。截止 9 月初，借款已经将近 1000 万元”。

信的结尾部分原形毕露，“该借的都借了，该贷的都贷了，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了，不得不倒闭。对于家长们，我们无法如约上课，也无力退费…… 对于员工们，8 月 9 月的工资可能无法正常支付了…… 今天的局面，全因我个人认知边界有限，风险意识严重不足，对大环境的预判也有缺失，再次给大家诚恳道歉！”

读完信，我暗忖自己对人性认知之浅薄 —— 当天下午，公司大群里还在催续费，起码收了十几万学费，几小时后就 “回天无力，只能倒闭”？在公开信发出之前的 1 小时，教学主管甚至在帮我安排中秋节期间的排课表。

一切发生得太过遽然，毫无半点风声。我的大脑一片空白，看着手机里疯狂闪动的家长群和公司群，不肯错过一条消息，更多触目惊心的真相被挖掘出来。

“赵 XX（大老板）这个狗东西在 8 月就把公司法人换成了王 XX（二老板），王 XX 是他的大学同学吧？妈的，他真是好心机，到时候法院执行失信人的时候都影响不到他！”

“何止换了法人，他连婚都离了，房子孩子都给了前妻，肯定还给了钱的！”

“3 月得知‘双减’，5 月鼓励员工入股投资，6 月工资减半，下午催促我们逼家长续费，晚上宣布破产！真是老谋深算啊！”

“他说破产就破产了？破产是需要向法院申请，然后依法组成清算组清算的！但我就怕他已经把公司账面挪空了，到时候我们就算胜诉了，他没钱还，我们也奈何不了他！”

“这个公开信都是直接照抄别人的，我刚看到了原版，他改了改就发了出来，真‘诚恳’啊！”

……

众人讨论得热闹，但大老板如同人间蒸发了一般，@他的群消息也全部显示未读。

晚上 11 点半，我接到沈亦宁的电话：“快来锦城校区，赵 XX 和王 XX 都在这里，我和几十个家长堵住了他们！”

我赶紧打车赶往这个位于城郊的校区，夜色随着风灌进我的眼睛里，午夜的城市依旧热闹，宵夜摊上吵吵闹闹，路上都是晃荡的人群，大家的生活看起来都一切如常，好像在震荡中受到重创的只有我这种人。

赶到锦城校区时，正撞见了沈亦宁要工资的场景。她坐在地上，脸上涕泗横流，边挥舞着上臂边哭喊：“今天你不把我的工资发给我，就是要我的命！我应得的工资，你凭什么说不给就不给了？你们白天收的钱去哪儿了？”

大老板耷拉着脸，说：“我不是不给，我是实在没钱了啊，白天收的钱都给了装修公司，他们下午才来讨要了装修款。”

沈亦宁疾行几步扑上前，攥住大老板，颤声嘶吼：“没有钱你就去借钱，现在有那么多借贷 APP, 放款很快的。你说付给装修公司就付给装修公司了？我看你就是蓄意诈骗！突击收费，收完倒闭！”

大老板一口咬死：“不是我不想借啊，我征信坏了，借不出来啊。而且我带的这个手机不是我的常用手机，实名认证不是我，我借不出来的。”

沈亦宁闻言愈发崩溃，声嘶力竭地说：“你借不出来，那就叫王 XX 借！今天不把我的工资发给我，我就从这里跳下去，明天你就上新闻！你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但你还有孩子！只要我今天死了，我爸妈不会放过你儿子，我已经把你儿子的学校信息发给了我爸妈，我要他给我偿命！”

说到激动处，沈亦宁捶胸顿足，以头抢地，一副要拼命的架势。似是被她决绝的样子吓到了，二老板松了口，现场下载了几个借贷 APP，套出了 15000 元，结清了她的工资。

见沈亦宁成功在前，我下意识想：“我是不是也可以像她这样呢？” 但我还没迈过心里的槛。

蜂拥而至的家长们就打断了我的踟蹰 —— 他们自发地分成了两拨，将两个老板围住，分别带到两个教室里，同他们对峙。家长们使出了浑身解数劝说二老板：

“我们知道你跟他不一样，你也是被坑了，不然他为什么要在 8 月把法人更换成你？钱全部他挣，风险你来担。”

“我们都看到你借出钱来了，说明你的征信没问题，现在还有很多 APP，你下嘛，能还多少还多少啊，难不成你真以为宣布破产就一分钱都不用还了？”

“你想想你老婆孩子，你孩子才出生吧？万一这个事情闹大了，你猜你老婆还能安生坐月子吗？或者你孩子能安生读书吗？你们这不是欠几十万啊，得有上千万了吧？我们这么多人，总能找到你老婆孩子住哪里吧？”

“你年轻轻轻就是公司高层了，肯定还是有本事的，你今天把这个事情处理好了，你后面还可以东山再起的。你只要把我们这几十个家长的钱还了，我们就放你走，不然等天亮了几百上千个家长全来了，你还能站着走出去吗？”

……

二老板最终同意在手机上借钱，大老板则是一副无波古井的派头，不管家长说什么，都不为所动。面对控诉，他赌咒发誓：“我是经营不善，盘子太大，资金链断裂了，我要是转移资产了我不得好死！”

2 个多小时后，带头谈判的家长喊我们去领钱，王 XX 借了小 30 万（数字存疑）出来。结清在场所有家长的学费后，还剩 2000 元钱，我们在场的 8 个老师，每个人分得了 250 元钱。

这个特殊的数字，仿佛一种莫大的讽刺。

7

家长们退场后，我不肯就此放弃，盯着大老板，反复阐述我的困境，他依旧油盐不进。我说不出什么有力的威胁，只是告诉他：“你今天不给钱我就一直跟着你，跟到你家，你到哪儿我就到哪儿。”

我明白，自己的话对他起不了任何震慑作用，可除了留在原地监视他，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。我开始懊恼，在沈亦宁 “寻死觅活” 地争取自己的利益时，我也应该更加极端一点的，但良机一失，此时已是枉然。

天亮了，更多收到消息的人涌向锦城校区，现场回荡着老人的啜泣，女人的控诉和工程商的质问。大老板任人辱骂，沉默寡言，二老板连连道歉，说自己实在借不出钱了。现场有人气不过，推搡了大老板一下，他就势躺下，喊着：“杀人了！杀人了！”

讨不到钱的家长把怒火撒向了老师，责怪我们和学校一起合伙，骗取他们的信任；同样身为受害者的老师们蒙受了不白之冤，反唇相讥。

不知是谁报了警，警察很快赶到。我本来想跟着去警局，但母亲的电话打了过来：“你跑哪儿去了？一晚上不回！”

“我要工资去了，我出门前不是跟你说了吗？”

“那你要到了吗？” 父亲插嘴问道。

同他们复述完昨晚的情形后，母亲勒令我放弃：“认命吧，赶紧回来，你搞这些都是浪费时间！”

“我为什么不要？他还差我 1 万多工资，我马上就去申请劳动仲裁！”

父母在电话那头交相登场，逼我放弃维权，但他们说服不了我，于是言辞如刀。

“为什么只有你遇到这种事情别人就没遇到？你难道就没有一点问题吗？” 母亲质问我。

父亲附和道：“就是！怎么就只有你这么多事？你遇到这些就是老天给你的惩罚，这都是你应得的报应。像你这样的人，脑门上就刻了一个‘遭’字！”

“我有什么问题？我最大的问题就是当时没以死相逼把钱要回来！” 认命、妥协 —— 是他们给我灌输的处世哲学，好像所有坏事发生后就应该自认倒霉，努力解决就是自找苦吃。

“你为什么总是不听我的话呢？你非要把我气死才甘心吗？如果不是你非要去上海，我天天为你担心，吃不好睡不好，我会得癌症吗？你不回来就是逼我死。” 母亲哭着说。

一瞬间，我心灰意冷。我感觉自己被人判了死刑，但胸腔里的心脏仍旧在痛苦地跳动着，它提醒我，我还活着，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还活着。

从母亲确诊癌症以来，我从没有一刻如同此刻一般绝望，往日的坚持化为齑粉，信念也成死灰。原来在她眼里，她生病的缘由，皆是因为我逃离了她的掌控。

这话如此荒谬，可我不知如何分辩，念及她身患绝症，不想与她争吵，我只是驳回了她的要求：“我不可能放弃的，我要把所有的路都走一遍，走不走得通那都是后话。即使要不到钱，但起码我尽全力要了。”

从我记事起，父母就赋闲在家，没有工作。母亲给出的理由是她要照顾我和大爷爷，虽然那时大爷爷没有生病，每天比她还要勤快。父亲则说自己身体太差，以及，同事都要害他。

我童年最寻常的一个场景是：我在写作业，大爷爷在整理从菜市场捡回来的菜叶子，母亲在看电视，父亲则在 “针砭时弊”，发表高谈阔论。大爷爷脾气暴躁，时常指着我的父母骂他们自私、懒惰、懦弱，并拿他们当反面例子教育我要好好学习，承诺我会一直供我读书。

大爷爷是维持家庭运转的关键，我家当时的家庭收入来源为低保、他的退休工资和他拾荒的钱。父母双双选择用沉默回应大爷爷，大爷爷气急时，会对母亲动手，母亲便不再忍耐，回之以拳脚。

父母理所应当地将我视为他们生命的全部，每天 24 小时陪着我。就连我去上海的那两年，他们也每天给我打好几个电话，从不间断。

我又回想起大爷爷临终时的嘱托，原来他的预判，竟都成了真。

我落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，生活、工作、家人，给我的只有迎头痛击。我在困境里左支右绌，感觉像被投入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水潭里，我拼命往上游，可看不见的手拉着我往下沉。

不应该是这样的，我还是要力争上游，争取着陆，哪怕他们不支持我。

我在群里的视频看到，家长们聚集在派出所门口，隔着派出所大门跟大老板对峙，维权的人成群结队，坐在派出所院子外墙的石板上。队伍绵延开去，看不到尽头。视频里的声音嘈杂，哭声喊声，声声入耳；鸦鬓白鬓，俱是伤心。

“事情有什么进展吗？” 我问守在派出所门口的同事。

“没有进展，倒是警察怕赵 XX 有危险，把他带进去‘保护’了起来。”

同事转发给我一个视频，说：“你看看，这就是‘诈骗犯’的待遇！比我们这些受害者快活多了。”

点开视频，我看到，大老板坐在警察局里吹空调，退费无门的家长睡在大街上。夜色漆黑，幽幽的蓝光照在在派出所门口打地铺的家长身上。

此路不通，9 月 18 日，我向劳动稽查大队提出了劳动仲裁申请，而后指导了多个同事提出申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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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月份，我一直保持着高强度的工作，每天工作 14 个小时，月休 1 天。突然闲暇，令我无所适从。

我联系了几个关系较好的家长，问他们愿不愿意接受 1 对 1 的家教，我开出的课时价格大概只有新时优的一半，还可以上门服务。好在他们都比较理解，没有迁怒于我，与我达成了合作。看我态度认真，他们又给我介绍了更多家长。

我开启了一周 7 天、每天家教的日子。学生们的住处分散在各个区，我需要精密计算，紧密穿梭在各种交通工具上，以便在有限时间内接到更多家教。100 到 200 元的时薪，综合下来，月收入大概能有 6000 到 9000 元。

许多个顺着地铁在地下遨游的瞬间，我都在想对下一份工作的要求。我反复思量，按照重要程度递减的顺序，列出了以下要求：公司大，平台好，不会轻易倒闭或破产；能够学到新技能；周末双休，便于家教兼职；工资 5000 以上；五险一金都要有。

将以上条件输入求职软件，跳出来的符合条件的岗位少之又少。我把目光锁定在英语翻译和英语客服两个方向，投了 20 多封简历，大多石沉大海，预约面试的更是一个也没有。

我过了英语专八、日语 N2、兼职做过翻译，还独自翻译了 1 本待出版的幼儿图书，但这些技能点加起来，好像都无法弥补过去我在教培行业工作太久的缺陷。邮箱收到的回复措辞带着冷冰冰的人情味儿：“教培行业工作过久，担心适应性不佳。”

但经过这一年的磨炼，我竟生出了一种诡异的平静，我相信肯定能找到符合心意的工作，如果找不到，那也只是暂时的而已。

10 月 22 日，同事杨涛的仲裁结果率先出炉，效果不尽如人意。对于他在 8 月 1 日到 9 月 16 日期间的工资 23920 元，仲裁员只认可基础底薪 7000 元，剩下的课时费，均被仲裁员以 “未提交每节课课时费的具体金额” 为由驳回。

工资缩水至 1/3，他很颓唐：“我明明就提供了课时费证明，仲裁员非说我的证明上没公章，不予采纳，我找谁去盖公章？仲裁员说我不服的话，可以去法院起诉，我告得赢吗？就这样吧，他们成功转移了矛盾，我已经放弃了。”

我在心里设想过最坏的结果，无非就是把仲裁的所有流程都走一遍，即使胜诉了，最后也因公司没钱拿不到工资。见此情形，我想自己的设想大概要成真。

仲裁开庭和收到新工作录取通知发生在同一天 ——11 月 2 日。

我踩着晨露到达了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，不出意外，两个都没有到场，我向仲裁员重申了自己的请求，尽可能地想要到课时费，对方不置可否。

结束仲裁回家的路上，我收到了新工作的入职通知，入职的日期被推迟到了 12 月 20 日，但新公司是世界 500 强企业，在其行业内做到了头部位置，能够进入其间，从事翻译工作，我已满足。

“这次应该不会快速倒闭了，也不会拖欠工资了吧？” 我终于长舒一口气。此时此刻，才觉得胸中块垒消散，有点拨云见日的意思。

等待新工作入职的日子里，仲裁又有了一些进展，如果能称之为 “进展” 的话 —— 新时优拒收了仲裁委的判决书，对于判决结果也拒不执行。我们需要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

越来越多看不到希望的老师选择退出维权，我能够理解他们 —— 耗费巨大心力，即使胜诉，也有可能一无所得。对于拿到工资这件事，我也不抱希望了，但我还是想尽全力走完所有的通路，如果拿不到工资，就当是增长个人法律知识了。

我喜欢王安石在《游褒禅山记》中的一段话：“然力足以至焉，于人为可讥，而在己为有悔；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，可以无悔矣，其孰能讥之乎？” 无数个绝望的时刻，这句话都曾激励我勇往直前。

过去的一年，我感觉自己每一天都在见证历史。每一次午夜梦回，每一次欹枕难眠，每一次穷途之哭，如今回望，都历历在目。祸不单行也好，变故丛生也罢，好在一切都过去了。如今母亲的病情得到了较好的控制，只需要吃中药维持；父亲不承担责任，却也没给我找麻烦；我也入职了新的公司。

但我还是没能完全克服焦虑情绪，我尝试着与焦虑和平相处，如若不能将其完全消灭，那么就选择和解，或者说共存。我尽全力过好每一天，在每一次入睡前，我都告诉自己：“只要能看到明早的天光，那就是又胜利了一次。”

（文中人名及教育机构均为化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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